奉俊昊还是细长物体爱好者——甬道，护栏，灯管，水管，箭矢，链球，绳子，布条，电线，虫腿，竹子，香蕉，筷子，楼梯，画框，雨伞，帐篷支架，餐刀，面条，手机音量条，微信对话框，摩斯电码，印第安人羽毛，还有人们“虫化”之后的胳膊腿，以及平躺的人，和从前几部电影里的隧道、列车、鱿鱼须一样——把细长的东西全拿来就拼成电影里完整的世界，就问你服不服.
一场大雨就能折腾出这么多事儿来，可太厉害了；那段遭雨灾的蒙太奇可太牛了；如果故事里出现一块大石头，后面就要用上它；少见的以喜剧形式呈现的左派电影，嘲讽力满值；爸爸在体育馆和儿子说的那段话听得我一愣一愣；看完嗨完之后冷静想想，整部电影靠的主要还是韩片特有的夸张还有杰出的置景功夫，但能玩儿得这么举重若轻，不是经典又是什么呢；韩国拍“人之嘴脸”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溺水溺的莫名其妙，但没溺水又不行.
一切原谅都是在将痛苦推向心脏边缘，溺水是一个长久过程，人在痛苦中不断溺亡并假装看不到残酷真相，只有当你真正感到生命的水压并本能地挣扎着获取氧气时，才是痛苦能真正被释放的时候.
片中丧女的母亲及丧夫的妻子对宽恕的看法，正是对法律制度中人道主义漏洞的最真实批判，当苦难降临在别人身上，大众舆论却提倡起对杀人者的宽恕，劳改得好就缓刑，哪怕他内心没有丝毫忏悔，少年犯更是被无条件保护，的确，没有人的生命可以被随意剥夺，哪怕他是杀人犯，可那被杀人犯夺走的生命以及给家人留下的阴影就活该随着生命消逝被遗忘吗？那被无限放大的人道主义其实是一种恶性循环，这样的循环只会不断培育出撒旦的恶果.
神爱众人，神宽恕众人，可众人仅仅是人而不是神，众人就理所应当怀着相应的仇恨，让杀人者得到惩戒.
弗里达·卡罗弗里达·卡罗弗里达1907年生于墨西哥城南部的科约阿坎（Coyoacan）街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
她父亲是一位有匈牙利犹太血统的摄影师，生于德国，家族来自罗马尼亚的奥拉迪亚（Oradea，二战前是匈牙利属地）；母亲则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
她的一生长时间受到身体损伤的侵害.
6岁时就得小儿麻痹，从此成了瘸子.
然而，少年时期的弗里达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子，这也使得她父亲特别钟爱于她.
父亲对于她的教育有着开明的理念，1922年时将她送进Preparatoria就读，这是一所墨西哥最好的预备学校，当时才刚刚开始招收女生，弗里达就是2000名男生和35位女生的其中之一. 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弗里达认识了她将来的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他是墨西哥壁画运动三杰之一，当时刚从法国回来，受托在此做壁画. 弗里达深深被他吸引了，由于不知道如何面对突然降临于她的感情，她就戏弄他，和他开玩笑，并试图激起画家妻子的嫉妒. 1925年，弗里达经历了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故，这件事改变了她的命运. 9月17日，弗里达乘坐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 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阴部. 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并且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尽管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正视这一切. 她后来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绘这次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事故：“让我失去了童贞”. 多年以后，她当年的男朋友回忆起来仍是不寒而栗：“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 车上有人带着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满了她血淋淋的身体. ”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会相信她会活下来. 1926年在病愈过程中她画了第一张自画像，从此她开始以绘画记录自己和生活与情感. 弗里达·卡罗弗里达·卡罗1928年弗里达再次遇到婚姻刚刚破裂的里维拉. 他们发现除了相同的政治观点外（此时他们是共产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两个人还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于是在1929年8月正式结婚. 弗里达后来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车，一次就是遇到里维拉. ”由于墨西哥的政治气候对于左翼同情者来说逐渐恶化，许多壁画项目被迫停止，1930年，里维拉夫妇来到美国，先到旧金山，然后又到纽约举办由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里维拉回顾展. 在这一时期，弗里达仅被看作一位伟大画家的迷人陪衬，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1932年，里维拉受托为底特律博物馆创作壁画，而在此期间弗里达流产了. 休养中弗里达画了《底特律的流产》，首张真实而敏锐的自画像. 她从此发展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丈夫，主要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而里维拉对此表示理解和尊敬. 自此弗里达着手于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的创作，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现实、残忍、苦楚的品质. 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像弗里达一样将如此痛楚的诗歌写在油画的画布上. 她至少经历了32次大小手术. 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 在此期间，她就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 生命暗淡到极处时，她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找到了安慰. 她写道：“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 ”1936年，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还是个受精卵，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拿一条绳子，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 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她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 ”是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 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总是竭力为她的朋友们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 她常常把自己画成“两个弗里达”，一个在忍受痛苦，另一个才是人们所熟悉的她. 不管她身体上的痛苦多么可怕，她那严肃的表情和庄重的眼神都带着坚定的尊严面对着观者. 这对夫妇于1935年返回墨西哥，之后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妹妹开始偷情. 虽然最终他们停止了争吵，但此事成为二人关系的转折点. 里维拉从未忠情于任何女子，弗里达也从此与众多男女开始了纷繁复杂的恋情关系. 其中有一位是超现实主义者布雷东. 他1938年到墨西哥，他惊讶于这个国度，称之为“自然的超现实主义国家”，并且惊讶于弗里达的绘画. 部分由于他的原因，弗里达于1938年末在纽约举办展览，布雷东亲自写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