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二：内容和范围模糊。
国学的内容和范围究竟何在？论者之间并无共识，基本上是各说各的。就内容而言，有说是指经史子集的，有说主要指经学的，有说不包括经学的，有说包括经学哲学和文学而不包括史学的；有说包括古代诸子学说的，有说是特指儒家学说的；有说主要是指古代人文学科内容的，有说应当包括古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有说泛指传统文化的，有说专指古代学术思想史的。就时限而言，有说是指古代之学的，有说不仅包括古代而且更应包括近现代的，还有说应当包括当代的，等等，真是不一而足。由于范围模糊，内容当然也就不便确定，从而研究和争论也就成了张飞打岳飞。
问题三：思路不清。
国学是事实判断，中性概念；但论者中不乏过于强势的价值判断推行者。视国学为精粹者，把国学看做纯粹的、优秀的价值体系，顶礼膜拜而盲目推崇；视国学为渣滓者，把国学看做洪水猛兽，必欲彻底除之而后快。这种把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混淆的做法，导致无谓的争论。此外，论者中有的缺乏充分的根据，只是凭个人意愿甚至主观推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有的论者凭主观想象，认为别国没有国学之说，因而中国也就不应也不能有国学之词。姑且不说别人没有的，是否自己就一定不能有，这种逻辑实在过于简单。实际上，别国也有国学。日本就有国学之说。我国的国学国粹概念，本身就是从日本引进的。日本在其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面对基督教文化在日方的胜利，就曾有“国学复兴”思潮的崛起，而“日本国学的复兴，是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反省的一种新的世界观”[232]。不仅如此，韩国也有国学。韩国成均馆大学李天承教授就指出，为了收集、保存韩国学资料，加强对韩国学的研究和普及，在退溪学的发源地——安东的陶山书院附近，还成立了韩国学专门研究机关——韩国国学振兴院。[233]可见，并非外国不讲国学、没有国学，而是有的论者并不了解情况。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所谓国学，就是其本国之学，就是该国的民族传统文化。李天承教授指出，早在1965年，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以民族古典文化遗产的现代继承和畅达为目的成立了民族文化推进会，积极推进古典国译者的培养和韩国古典的翻译（代表性的便是《韩国文集丛刊》工作）。……韩国古典翻译院这一新的教育机关也在酝酿之中。”[234]有学者指出，土耳其也有国学，所谓“突厥学”便是。类似的还有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等。[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