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反己”的先天本性之余，他亦未否定后天对于人性的影响：
故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河水欲清，沙石秽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圣人能遗物而反己。（《齐俗训》）
可惜，他只认为惟圣人可归真反朴。
他看到“嗜欲”与“天理”的矛盾，却不主张禁欲，认为得“适情辞余，无所诱惑”。“以恬养性，以漠处神”。并感悟到：
解车休马，罢酒彻乐，而心忽然若有所丧，怅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则？不以内乐外，而以外乐内，乐作而喜，曲终而悲，悲喜相转生，精神乱营，不得须臾平。（（原道训））
所以，因性养性，不禁欲，却也得节欲，法制“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教化亦“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悬而不用”（《泰族训》)。这倒是真知灼见了。
这里多多少少已听得出“顺乎自然”的回声了，因此，对于治国，《淮南子》主张的不是“礼治”，而是“漠然无为而无不为”，“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这与如今所说的，按照经济的规律搞经济，按照文学的规律发展文学，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去办事，已有不少相通之处了。它反对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社会，指出儒家的“礼治”是舍本求末，“是故知神明，然后知道德之不足为也；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释其要而索之于详，未可与言至也”（《本经训》）。所谓“本”、“要”，则是因民性，无为而治。“故世治则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齐俗训》）。“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味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故谚曰：鸟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此之谓也”（《齐俗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