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典】
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著名的大诗人元稹被宪宗任命为左拾遗，这个官名本身就很有意思，有拾遗补缺之意。元稹是一个较为关心民生疾苦的人，他就谏官的职任问题上书皇帝，他在奏章中说：“过去，太宗任命魏征为谏官，自己无论宴饮游乐，还是寝息就餐，时时刻刻都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计议重大政务的时候，一定要派遣一位谏官跟随，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当时天下政治修明，与此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的谏官，其状况就不同了。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其次，不能参与当前的政务，只是跻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时上朝拜见圣上罢了，谏官不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实际上形同虚设。希望陛下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让他们尽其所能地发表意见。怎么能够将他们安置在谏官的职位上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呢！”
唐宣宗读了他的奏章，似有愧意。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在疏中说：“在政治修明与祸乱危亡的初期，都肯定是有苗头和迹象的。疏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拓宽接受意见的范围，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欢阿谀逢迎，被自己亲信的人蒙蔽，这是祸乱危亡的迹象。自古以来，在君主继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士，因此奖赏他们，君子便愿意奉行他们的理想，小人也就不敢做奸邪之事了。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志相通，上下之情畅达，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够办得到吗？如果君主抵制直言上谏的人士，从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小人便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的地位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之内，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即使不打算招致祸乱危亡，能够办得到吗？在太宗刚刚执政的时候，大臣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说得很有道理，太宗大喜，便重重地奖赏了他。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谈论政事的人就多起来，而且唯恐自己讲的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这是因为太宗认为顺心适意是小事，而国家危亡的祸殃才是大事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