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度封建社会的产生，仍是一个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4—7世纪，即从笈多王朝到戒日王时期，是封建社会的形成和确立时期。那时，牛耕和轻型铁犁普遍使用，冶炼、造船和纺织生产有了新的提高。东晋高僧法显和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先后畅游印度，分别著有《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正好给我们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法显在《佛国记》里写道：“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往便往。”“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记载说明，“耕王地者”的自由农民有向国王缴纳地租的义务，而被封赐给贵族和寺院的“民户”，按永久性的文书记载不能随便离开，成为依附农民。到戒日王时期，据《大唐西域记》记载：“王田之内，大分为四：一充国用，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辅佐、宰臣；三赏聪睿、硕学、高才；四树福田，给诸异道……宰牧、辅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这些材料说明，土地虽然名义上归国王所有（“王田”），但又实行分封，连同土地上的农民一起封给官吏、学者、军人、世俗封建主和寺院。比哈尔邦著名的佛教中心和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就得到大量捐赠：“国王钦重，舍百余邑，充其供养。邑二百户，日进粳米酥乳数百石。”这些分封，有些可能是职田（官吏），有些须履行一定的义务（如军人服役），有些可能是真正的赠予，不附带条件。例如，631年，戒日王将一个叫苏马昆达卡村的村庄赠给婆罗门僧侣，他有权“获得村民的土地税”和“一切收入”，“作为脱离县管辖的部分而免除一切义务，并附有传给子孙的权利，直至天长地久”。[57]从玄奘的记载“假种王田，六税其一”看，种王田者须纳1/6的实物税，不过也有超过这个比例的。农民还须负担劳役，如修路、建堡垒。农村公社仍然存在，但渐渐失去独立性。玄奘讲的“各安世业，俱佃口分”，是用唐朝均田制下的农民来形容他们的情况，指生活在分社里的农民须按照种姓制度世袭务农，享有一定的人身自由，还不是农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