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替非要活下来的解学士想：在他的精神世界之中，有一股足以支撑着他坚持的力量，说句不那么好听的话，也就是赌本，朱元璋的许诺和期待，是他的生命线。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情，总把自己契约于统治阶层，椎心泣血地维护其统治，而得到的结果，常常是被主人一脚踹开的一条讨嫌的狗而已。可在未被踹开之前，那尾巴还是摇得有板有眼的。
朱元璋在大庖西室，对他说的“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便成了终生发挥药效的兴奋剂。他为这铁券丹书式的圣谕不能死，他为政治投资、权力抱负、那飞黄腾达的梦也不能死。所以，我是不赞成那些“愤青”（包括年纪很大的“老愤青”），总是责备文人之真他妈的软骨头，总是责备我为文人（也为我自己）之苟且偷安辩，倡好死不如赖活说。尽管他们一再斥我混账，看我的文字，气不打一处来，我也只好抱歉。因为我也看透了这些逞嘴皮之勇的斗士，笑话别人软骨头，笑话别人贪生怕死，自己也并不实行“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政策，真到天塌那刻，头缩得比乌龟还快。
其实，骨头想硬何难，一挺脖子，刀光一闪，也就吹灯拔蜡；眼睛一闭，脑袋落地，也就万事皆去。这时候，还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可能吗？想到这一点，你就得设法多活一分是一分，多活一秒是一秒。时下那些甚嚣尘上、闹得沸沸扬扬、被私谥为“先知”“先觉”的几位学界名人，不也曾经是跪着求生的，口口声声“臣罪当诛兮”，享高官厚禄的革命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