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替非要活下来的解学士想:在他的精神世界之中,有一股足以支撑着他坚持的力量,说句不那么好听的话,也就是赌本,朱元璋的许诺和期待,是他的生命线。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情,总把自己契约于统治阶层,椎心泣血地维护其统治,而得到的结果,常常是被主人一脚踹开的一条讨嫌的狗而已。可在未被踹开之前,那尾巴还是摇得有板有眼的。
朱元璋在大庖西室,对他说的“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便成了终生发挥药效的兴奋剂。他为这铁券丹书式的圣谕不能死,他为政治投资、权力抱负、那飞黄腾达的梦也不能死。所以,我是不赞成那些“愤青”(包括年纪很大的“老愤青”),总是责备文人之真他妈的软骨头,总是责备我为文人(也为我自己)之苟且偷安辩,倡好死不如赖活说。尽管他们一再斥我混账,看我的文字,气不打一处来,我也只好抱歉。因为我也看透了这些逞嘴皮之勇的斗士,笑话别人软骨头,笑话别人贪生怕死,自己也并不实行“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政策,真到天塌那刻,头缩得比乌龟还快。
其实,骨头想硬何难,一挺脖子,刀光一闪,也就吹灯拔蜡;眼睛一闭,脑袋落地,也就万事皆去。这时候,还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可能吗?想到这一点,你就得设法多活一分是一分,多活一秒是一秒。时下那些甚嚣尘上、闹得沸沸扬扬、被私谥为“先知”“先觉”的几位学界名人,不也曾经是跪着求生的,口口声声“臣罪当诛兮”,享高官厚禄的革命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