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荣廷和唐继尧对护法和孙中山的态度说明，尽管他们也以“护法”为号召，但与孙中山对护法的追求并不一致，而缺乏武力支撑的孙中山虽然打出了护法旗号，却在政治上难有大的作为。孙中山对此亦渐有认识，他曾在通电中有言：“元帅及各部总长多逊让未就，……西南护法诸军又未能毅然赞助国会所组织之军政府，乃彷徨歧路，无所适从。世界各友邦见我主张拥护国会者，尚不能服从国会，更疑我护法之战争为割据争雄之举动。内不能示国民以趋向，外不能得世界之同情。是非不明，国是不定，国家危险莫大乎此。”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的邵元冲亦有持平之论：“军政府成立后，其对外之能否发展，与唐继尧、陆荣廷之态度，至有关系。盖唐以滇黔为根据，陆则以粤桂为根据。苟若唐、陆能有护法决心，对军政府表示拥护，则团结西南，出师讨逆，事本非难。无如当时唐继尧方作其川滇黔巡阅使之迷梦，竭力发挥其大云南主义，以从事于四川之侵略，对军政府取观望态度。总理（孙中山）虽屡电促其就元帅职，亦无确实表示。陆荣廷则本不赞成总理护法之举者，惟利用护法之名，可以宣告两广自主，可以专擅军民财政，可以自由开赌及贩卖鸦片，故亦依违其间，而对军政府之进行，则竭力压迫。”北洋军阀方面亦认孙中山“实力单薄，乌能成事。即幸而成焉，亦断断不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