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将施有政”的撰述宗旨，《通典》“经邦”、“致用”的社会目的，充分证明：中国史学之具有自觉的和明确的经世致用意识，当自杜佑始，当以《通典》为里程碑。
四、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传统门阀观念的冲突
杜佑继承了史学史、思想史上的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进化思想。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一是反对“非今是古”，从人口、地理等物质因素分析历史进化的“势”和“理”；二是主张“变通”和“适时”，以顺应历史进步的趋势。杜佑对于秦、汉、隋、唐以来的政治形势，着重从郡县、封国的利弊，分析它们的得失，论证历史的进步趋势。他在《职官典·王侯总叙》中写道：
天生烝人，树君司牧。人既庶焉，牧之理得，人既寡焉，牧之理失。庶则安所致，寡则危所由。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若以为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诚宜政在列郡，然则主祀或促矣。若以为君而生人，不病既寡，诚宜政在列国，然则主祀可永矣。主祀虽永乃人鲜，主祀虽促则人繁。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损益之理，较然可知。
在这一段文字的分析中，他从人口庶寡、政治的安危以及“利万姓”和“利一宗”三个方面，论证了“列郡”代替“建国”的进步性。杜佑还辩证地指出：“立法作程，未有不弊之者，固在度其为患之长短耳。”而历史已经证明：“政在列国也”，“其患也长”；“政在列郡也”，“其患也短”。自南朝以下，“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86]。这个认识，跟稍后柳宗元所撰《封建论》的思想是一致的。杜佑在《兵典·兵序》中，又从政治、军事上的得失，进一步肯定了秦、汉以来“罢侯置守”，“以为强干弱枝之势”，“诚得其宜”。同时又指出，“强干弱枝之势”的破坏造成了玄宗后期的社会动乱，是“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87]。这样，杜佑一方面指出了发展趋势的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具体形势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总的趋势和进程，其中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