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将施有政”的撰述宗旨,《通典》“经邦”、“致用”的社会目的,充分证明:中国史学之具有自觉的和明确的经世致用意识,当自杜佑始,当以《通典》为里程碑。
四、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传统门阀观念的冲突
杜佑继承了史学史、思想史上的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进化思想。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一是反对“非今是古”,从人口、地理等物质因素分析历史进化的“势”和“理”;二是主张“变通”和“适时”,以顺应历史进步的趋势。杜佑对于秦、汉、隋、唐以来的政治形势,着重从郡县、封国的利弊,分析它们的得失,论证历史的进步趋势。他在《职官典·王侯总叙》中写道:
天生烝人,树君司牧。人既庶焉,牧之理得,人既寡焉,牧之理失。庶则安所致,寡则危所由。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若以为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诚宜政在列郡,然则主祀或促矣。若以为君而生人,不病既寡,诚宜政在列国,然则主祀可永矣。主祀虽永乃人鲜,主祀虽促则人繁。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损益之理,较然可知。
在这一段文字的分析中,他从人口庶寡、政治的安危以及“利万姓”和“利一宗”三个方面,论证了“列郡”代替“建国”的进步性。杜佑还辩证地指出:“立法作程,未有不弊之者,固在度其为患之长短耳。”而历史已经证明:“政在列国也”,“其患也长”;“政在列郡也”,“其患也短”。自南朝以下,“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86]。这个认识,跟稍后柳宗元所撰《封建论》的思想是一致的。杜佑在《兵典·兵序》中,又从政治、军事上的得失,进一步肯定了秦、汉以来“罢侯置守”,“以为强干弱枝之势”,“诚得其宜”。同时又指出,“强干弱枝之势”的破坏造成了玄宗后期的社会动乱,是“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87]。这样,杜佑一方面指出了发展趋势的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具体形势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总的趋势和进程,其中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