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有一次曹操派邯郸淳去看望曹植，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袓，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之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从这里，我们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这和司马迁《报任安书》里那种对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马相如给皇帝献赋时的那种唯唯诺诺到谄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点作家的自我意识和不羁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