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四夷馆考收事，正是魏学曾最担忧的，他未敢接话。
“惟贯，何日启动？”高拱盯着魏学曾问。
“玄翁，何以二十八年没有考收，虽则是朝廷上下对交通外邦之事甚少关注，但也是因为……”
高拱打断魏学曾：“因为什么？因为这二十八年，做礼部尚书的不是高某！”他喝了口茶，继续说，“内政外交，国之大端。内政不修，外交不举，何以称治？而修内政、举外交，端赖人才。泱泱大国连区区几个通夷语之人都不作养，成什么话！”
魏学曾苦笑道：“玄翁，这些年南倭北虏侵扰不止，天朝对外交往之事几乎禁绝，只要尚有通鞑靼语和倭语者，就足以应付。无人愿触及四夷馆考收事。”他偷偷瞥了高拱一眼，见他没有动怒，又加了一句，“玄翁，考收译字生，不是不该，是不敢！”
高拱正翻阅文牍，听魏学曾说出“不敢”两个字，不禁一惊：“嘿嘿，怪哉此言！朝廷的衙门，办职守内该办之事，何来‘不敢’？”
魏学曾解释道：“二十八年前考收译字生，因富豪凭借钱神，或钻刺官员，或买嘱权要，花钱请托，致考选不公，酿成舞弊大案。玄翁试想，若再办考收，请托、贿赂可免乎？任由请托钻谋，势必考选不公，惹出风波；若一概拒之，必有不近人情之诟，左右都是费力不讨好，谁愿惹此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