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佚名：《改良教育浅说》，载《申报》，1909年12月13日，第1张第3版。
[56] 潘籍郛：《推行简字非废汉文说》，见劳乃宣：《简字谱录》，225页。
[57] 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褚思真、刘晖译，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吕思勉（1884—1957）曾回忆一事，或可为布尔迪厄这段话提供一个印证：“从前有个学生留学德国，一次有个德国人问他道：你看法文与德文孰难？他说：法文似乎要难些。这个德国人大为不悦，和他力辩，说德文并不容易，这事见于二十年前《时报》的欧洲通信上。此时语体文初兴，这位通讯员说：‘现在一班人，还敢以艰深为中国文字之病么？’”吕思勉说，此话“也未免于一偏”，不过他也强调：“要通俗易解是一事，要传达精深的学术，亦是一事，这位通讯员的话，亦代表一方面的真理。”（吕思勉：《论文史》，见《吕思勉论学丛稿》，61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时报》原文未见，但吕氏所云定非虚构。“繁难”在20世纪20年代的舆论界几已完全成为负面概念（清末尚未如此），而仍有人为之辩护，习性难改，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