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承源看罢从香港寄来的照片和铭文拓片，凭借几十年文物工作经验，感觉到这批编钟非同小可，有可能是货真价实的国宝级文物。为慎重起见，从文字结构、布局、笔体等方面进行详细观察研究，发现上面的文字的确是后来刻凿上去的，只是他认为后来镌刻的文字，不足以证明器物与铭文是赝品。上海博物馆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馆，内藏丰富，馆内藏有一件外人并不知晓的西周青铜器盨，上面的铭文就是刻画而成，且刻画的痕迹与铸造的痕迹完全是不同的两种风格。除了这件青铜盨，馆内还藏有一件秦孝公时代的商鞅方升，俗称商鞅量。著名的秦国“商鞅变法”统一量制时，商鞅发布的一篇命令就刻凿在量器上。这些刻凿的文字有一个难以察觉的秘密，笔画拐弯的地方，由若干直刻连成，而不是一刀刻到底，显得有些笨拙，这是一种古老、独特的刻法。这种刻法自汉代以后就消失了，原因是工匠使用的工具更加锋利，一个笔画可以从头到尾一笔刻出。马承源认为，香港这套编钟的文字刻凿风格与上述两件器物相同，是一道一道，断断续续地刻凿而成，若不熟悉这种古老刻法的人，就会以为器物与文字是后人假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