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早年随父亲高祖李渊创业时，就非常器重谋臣的作用，尤其对他的重要谋臣房玄龄更是言听计从。房玄龄也深蒙知遇之恩，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为李世民笼络了许多有用的人才，把将领团结在李世民周围。后来，李世民登基为皇帝，房玄龄被命为宰相，他为唐朝的繁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首先奠定了唐初在州下设县的行政格局，在经济上积极推行租庸调制度，军事上实行内重外轻的府兵制，加大了中央集权制的力度，在用人上把进谏的责任交给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等人，而把军权交给了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的将领李靖等人。可以说，正是以房玄龄为首的一大批佐命元臣开创了唐代三百年的基业。唐玄宗以后，节度使制度代替了府兵制，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中央设立了神策军，从而形成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改变了以前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名臣辅佐，也不能挽救唐朝没落的命运。
宋太祖赵匡胤创业之时，赵普为之出谋划策，对大宋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首先帮助宋太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全国战略，这在当时是十分英明的策略。在实现统一的同时，又汲取了唐末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致发生叛乱的教训，为宋太祖设计了“杯酒释兵权”的巧妙做法，削夺了大将的兵权，由中央直接控制地方财政，把精兵猛将都集中在中央禁军，在各州设通判，分散知州的权利，又设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等，分管各郡的财政、司法。还严明法律，严惩贪官，重视生产，合理用人，力图与民休息，发展经济。这些政策措施，到现在还大部分被沿袭下来，起到了利国利民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