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必须在非人格性的立场上来谈，我们当然可以说，无论“世界”在什么时候通过诸如此类的存在物类之欲望表现它自身，它都要求、需要或使得诸如此类的行动成为义务性的行动。但是，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用这种人格化的方式来谈论宇宙，除非我们相信实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或神圣的意识，那样的话，它的要求之所以带来最大量的义务，就只是因为它的要求在数量上是最大的。但即使这样，抽象地说我们应该尊重这些要求也不正确。只有具体地谈才是正确的，或者说，只有根据事实来谈才是正确的；即是说，这些要求实际上是凭借事实提出来的。假设我们不尊重这些要求，就像在我们这个古怪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所是的那样，那么我们说不应当那样，因为那是不正当的。但当我们想象这一不当的事实只是存在于一种先验的理想秩序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格化上帝的失望之中时，这一不当的事实在什么方面才能成为较可接受的或较容易理解的呢？也许，我们的确认为，当我们用这种先验的掩盖物——上帝正是从这一先验的掩盖物中获得某种更深刻诉求之热情的——来支持上帝时，难道我们也因此掩盖了上帝？我们保护了他，却反面使他更难以给予我们以终极性关怀？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唯一可以诉求的力量，只能或是一个活生生的上帝，或是一种抽象的理想秩序，只有当它们偶然对我们内心的要求产生反应或保持沉默时，我们才发现它们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永恒的红宝石拱顶”。只要有一种生命的意识感觉到了他[3]，他就是回答生命的生命。一种在生命意义上如此得到承认的权利乃是坚实而充分的承认，任何有关一“理想”背景的思想都无法使其坚实性和充分性更为完善；而另一方面，如果人心的反应受到压抑，在世界所具体体现的各种权利要求中，就会出现难以处理的无能现象，任何关于万物本性的谈论都无法掩饰或消除这种无能现象。一种无效的先验秩序，就像一个无能的上帝一样，只是一种无能的东西；而在哲学家的眼里，它就成了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