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之际，神权开始失去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凭借而被注入“德”的内涵，这实际上是意味着“天命”向“人德”的转移。礼乐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西周宗族政权的巩固和地域的发展，加速了中原文化对四方文化的同化和融合，促进了理性批判精神的发展，造就了“郁郁乎文哉”的政治局面，这是历史的一个大进步。礼乐文化对先秦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有两点：第一是大封建铸造了周人坚固的家国同构的一统精神，为后来的大一统做了政治思想和地域上的准备。周的大封建，通过“胙土赐姓命氏”建立二级子国以解决新区开辟和宗族权力财产再分配的矛盾，实际上是以封建的模式营造宗族统治的大一统。这种宗族统治的大一统虽然不同于后来郡县制的大一统，其封建的诸侯国也不同于后来的郡县，但它无疑是后来大一统的基础或准备阶段，诸侯国也带有一定的地方政权的性质。这种宗族统治的大一统，用血缘等级保证政治等级，规定诸侯政治上、宗法上必须双重一统于王，在政治法律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铸造了周人家国同构的一统精神。这种一统精神影响至深，以致入春秋后王室虽衰微但还能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诸侯争霸也要打“尊王攘夷”的旗号，而且争霸的目的也是为了统一，这不能不说是西周礼乐精神的遗泽。第二是明德保民的治国思想开启了德治和民本思想的先驱，促进了务实崇善理性精神的发展。虽然西周一代还崇尚鬼神，但其强化道德内涵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人治的加强和神权的衰落。众所周知，像殷墟发现和卜辞记载的那样大批的“人祭”、“人殉”的情况在周代是没有的。《史记》记载周初“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可能有些夸张，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礼乐制度给国家带来了稳定和安宁，恐怕没什么问题。明德保民思想的发展，促进了理性批判精神的发展，西周中期以后出现的“有德惟刑”（刑是德的补充）、“耀德不观兵”、“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大事在农”等言论，明显表现出周人德政观念和民本思想的深入；而卿大夫议政的发展，则体现了舆论对王权的监督，是思想的一个大解放。《诗》中的《雅》、《颂》，本来是庙堂颂歌，然而西周晚期的一些诗篇，如《小雅》的《节南山》、《雨无正》、《小雯》、《十月》，《豳风》的《硕鼠》、《伐檀》即后世之所谓“变风”、“变雅”者，却变成了抨击时政的政治讽刺诗。这些政治讽刺诗的出现，固然跟西周末年的政治混乱有关，但跟德政观念的深入人心关系更大。因为从这些诗歌的内容看，虽然其中有不少篇幅矛头直接指向王和“君子”，但诗的作者大都是希望通过抒发牢骚、怨怒引起统治者警醒，希望他们加强德政建设，提高政权的自我调节能力，这是统治者统治经验成熟和丰富的表现。《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怨”，其实就是提倡舆论对王权的监督，提倡臣子通过恨铁不成钢性质的抨击唤起统治者的警觉。这无疑是当时政治思想的一个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