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看一下1965年的形势,那是新中国建国后最好的年份。正是成绩已有不少,教训也有一些,党又一次走在将更加成熟的十字路口。当时我们已犯过的几个大错误是: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1959年的反右倾。还遇上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这时,全党已经开始心平气和地看问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承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错误,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形势也有了明显好转,原子弹爆炸,全国学大寨、学大庆、学雷锋、学焦裕禄,国力增强,民心向上。但是从深层来看,对这些错误的根源还没有从思想上彻底解决。就像遵义会议时,从行动上和组织上已停止了“左倾”的错误,但真正从思想和路线上解决问题,还得等到延安整风。急病先治标,症退再治本。当时党和国家正是“症”初退而“本”待治之时。
毛泽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骑马走两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