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决定意识。我们不能要求魏收、沈约、李延寿等人脱离当时的政治、风习来写历史。魏收撰《魏书》时，还曾受到一部分门阀贵族的反对；沈约生活在门阀观念极重的齐、梁之际；在李延寿著书的年代，唐太宗、武则天还都在设法同门阀做斗争；等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怎么能要求他们的历史著作不带上时代的印记呢！清人王鸣盛曾激烈地指摘李延寿“如此作史，无理取闹而已”[80]。我们的认识应当比王鸣盛来得更深刻一些。
第二，崇尚佛教。《魏书·释老志》也是当时的社会风貌的真实记录。《释老志》论说佛、道二教，而以佛教为主。它是北魏佛教的兴衰史。
《释老志》记：北魏统治者大多崇尚佛教。早在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就下诏宣扬佛教“信可依凭”，下令在京城修建佛寺。沙门法果因得拓跋珪礼重，把拓跋珪比作“当今如来”，“遂常致拜”。法果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这里可以看到统治者和佛教徒的互相利用。明元帝拓跋嗣希望“沙门敷导民俗”，帮助他统治人民。太武帝拓跋焘因发现僧寺秽行，下诏斥“胡神”，毁僧寺。文成帝拓跋濬时又尽行恢复。宣武帝拓跋恪笃信佛理，每年在禁中亲讲经纶，广集名僧，标明义旨，由沙门条录，称为《内起居》。孝明帝正光（520—525年）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盛，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教，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统治者要用佛教“敷导民俗”，而人民则把僧寺当作“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