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入学申请”“登记表”（1915—1916，1916—1917）。
[173] 根据笔者同陶晓光的接触。
[174] 胡适1911年官费赴美留学，先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业，1916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师于杜威，攻读哲学，他的博士论文题为：“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他在日记中解释陶和张仲述的合影说：“右边为歙县的陶文濬，左边是天津的张彭春。此二人乃当今留学生中难得的人才。”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21页。
[175] 朱泽甫编《陶行知年谱》，第14-1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有如下记载。“陶……出国时，除了买船票及置备简单行装外，袋里只剩下五十元美钞。他在美国做学生时，实行勤工俭学，靠卖文章、卖演讲、卖翻译以及卖字，来接济自己的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回国时在上海下船：‘袋里仍存有五十元美钞，是一个奇迹。’”
陶行知“生活教育”论小考[1]
序
日本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思想中的民主观念，是从战前尤其是从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时期经过战争中的法西斯主义时期到战后一直延续下来的。在教育思想史研究上，这种意见由来已久。在此，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这种民主观念在具有所谓“正”的观念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恰如硬币的正面和背面的关系一样，又具有所谓“负”的观念遗产。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时期，在日本国内确实伴随着经济发展，国民觉悟到自己的权利，要求民主，开展民主运动。这就是我所说的“正”的观念。但是，那时候在国外日本军国主义正在侵略亚洲诸国，也就是说，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物质基础是因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和扩张海外市场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发展。并且这种物质基础影响到所谓的“正”的民主观念的性质。所以，我认为抓住所谓“正”的遗产连续性的同时，还应抓住“负”的遗产（包括在体制上和思想上）的连续性。为了对日本目前的教育问题作深层次的分析，并且返回到我们所谈得问题上来，这一工作显然是不可缺少的。我认为这项工作必须从把我处于跟日本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对立的位置上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教育思想开始。这是什么原因呢？战后民主教育观念是在对目前和战争中的处于支配地位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反省上建立起来的，战后民主教育观念在法规上的具体体现是《日本国宪法》第26条以及《教育基本法》，它们预期培养出具有向人类开放的民族共同性的，并且为人类的普遍性价值而做出其贡献的国民。既然如此，进一步深刻地分析这种民主观念，使其结出更丰硕的成果，是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