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应该看到此期的中国古典文学外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此期向域外介绍中国文学的主要是外国人。他们或者是汉学家，或者是外交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学者。由于国度、民族、身份及看问题的立场、方法、角度上的不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理解、介绍及解释亦大不相同，众说纷纭，片面性与民族偏见掺杂其中。这不仅不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而且给各国人民正确认识中国造成障碍。二是介绍的内容亦不完全，如中国古典小说的西文译本节译多，全译少，便是证明。可见，此期的中国古典文学外播固然取得可观的成绩，但也不应作过高的估价。
第三节　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鸦片战争以后，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有了新的进展。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边疆领土造成的危机形势，使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之间的文化联系成为极为迫切的问题。晚清时期我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具有团结各族人民抗御帝国主义入侵、巩固边防的性质。
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我国西藏地区，严重地威胁着我国边疆领土。而藏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仅就文化而言，不仅存在着语言、文字的隔膜，而且文化教育发展也不平衡。许多有识之士对此深表忧虑。清朝驻藏大臣联豫指出：“藏中汉番人数，虽属不少，然汉人之能解藏文者，奴才衙门中不过一二人；藏人之能识汉字者，则犹未一见。”[49]他的后任张荫棠也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指出：“语言、文字为祖国与属地联络枢纽，西藏内属三百年，语文不通，相视如秦越”；“办事致形隔膜。”[50]鉴于此情，清政府决定在川边藏区兴办文教。四川总督兼驻藏大臣赵尔丰说：川藏地区“所难行者，文字不知，语言未习……如欲去此扞格，非先从语言文字入手，不易为功。此学务之兴，所以万不可缓”。[51]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川边藏区的文化教育作为清末“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