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容异说的例子是用来说明民主的前途与信仰人性潜能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而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重要性。我们过去的调和有多少是积极的，而有多少又只是意在“停止”某些我们所不喜欢的东西的那样一种调和，只是由于要改变它就包含有太多麻烦因而宁愿“忍受”它的那样一种调和？因为目前有许多反对民主的反应大概仅仅是在于揭露早先存在的弱点；这种弱点过去或是被掩盖着的或是并未曾暴露真相的。确实，反对黑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种族偏见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在我们当中的出现是一个内在的弱点而且是申斥我们，说我们的行为无异于纳粹德国的把柄。
在我们自己的习惯态度中所揭发出来的最大的实际矛盾大概是在政治问题上形成意见的民主方法与在其他方面形成信仰时所常用的方法之间的矛盾。从理论上讲，民主方法就是通过公开讨论来进行说服，这种公开讨论不仅在立法院里进行，而且在报刊上、私人的谈话中和公共集会场所进行。用选票代替枪弹、用选举权代替鞭打，这乃是用讨论的方法代替压制的方法的意志表现。虽然在决定政治问题上它是有缺点和片面性的，但它曾使得一些宗派纠纷不致逾越限制，这是一世纪或更多些时候以前所不能使人相信的。卡莱尔曾经运用他的讽刺天才来讥笑过这个概念，他说：人们用会议室里彼此谈话的方法就能决定社会事务中什么是真的，这无异是运用乘法表就能决定什么是真的一样。然而他没有看到：如果人们过去一直是使用棍棒彼此残害和屠杀的方法来决定7乘7的积数的，那么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之下诉之于讨论与说服也就会是具有充分理由的了。根本的回答是：社会的“真理”与数学的真理十分不同，以至在前一种情况之下，只有当一个独裁者具有这样一种权力叫别人一定要相信什么——或承认他们是相信什么的时候，信仰的统一性才是可能的。调整兴趣就要求不同的兴趣有机会把它们自己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