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识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虽对我的隐退计划有所妨碍，但却没让我完全抛弃它。即使当我在元帅夫人面前最春风得意之时，我也总是感到，只有我对元帅先生和她的那种真情实感才能使我忍受得了他们周围的那些人。而我最犯难的是如何把这种真情实感同更适合我的口味而又较少地损害我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协调起来。尽管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我的身体，可那份尴尬和那些晚餐还是使我的健康每况愈下。在这方面，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们的关怀简直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譬如，每天晚上，晚宴之后，一向早睡的元帅先生，总是不容分说地把我叫走，让我也早点去睡。只是在我的灾祸降临之前不多时，他才不知何故不再对我如此关心了。
早在发觉元帅夫人态度变得冷淡之前，我便想着避免这种处境，执行自己原先的计划。可我却没有办法这么做，我得等着《爱弥儿》的合同的签订。在此期间，我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最后的加工，然后把书稿寄给了雷伊，索价一千法郎。他付给了我。我也许不应该漏叙一件与上述书稿有关的小事。我是将书稿封好寄给沃州的牧师兼荷兰教堂的神父迪瓦赞的，因为他有时来看望我，跟雷伊又有联系，便负责将书稿寄给雷伊。该书稿因字写得很小，所以体积不大，还塞不满他的口袋哩。可是，过关卡的时候那包书稿不知怎么就落到关员手中，并被打开检查，然后，当他以大使的名义索取时，他们便还给了他。这就使他自己得以读到这部书稿，他还很天真地告诉了我，并且对该作大加褒奖，没有说过一句批评、指斥的话，但骨子里想必在等着该书正式出版时，定要为基督教报仇雪恨。他又将书稿重新封好，寄给了雷伊。他写信向我汇报此事时大体就是这么说的，而我所知道的也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