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哪知道。
“我跟他说起你，”行健说，“他竟然记得。”我继续吃烤红薯。行健的话你听一半就够了。
“不信？”米萝说，“我们真说起了你。说你给了他十块钱，他没想起来；说你跟着他听田震的歌，从车头听到车尾，他就一下子想起来了。他说，那个哥们啊，背个军用黄书包。”看来是真的，那天我的确背着一个军用黄书包。其实那几年我背的都是这个包，就一个包。打小广告的一套家伙都装在里面：刻着洪三万电话号码的一个大印章，墨水瓶，涂墨水的板刷，印有我姑父电话的假证业务范围的名片，当然还有纸和笔，以备不时之需。能撒名片的时候撒名片，320可以直接盖上个大戳的时候就盖戳，实在不行，用笔在一切可以写字的地方写上我姑父的名字和他的电话号码。
“那是他妹妹吗？”米萝又问，“穿得可不如他啊。”我真不知道。我也只见过那家伙一次。
吃完红薯，我陪他俩在路边抽了一根烟。秋风乍起，纸片和几片树叶被吹进了地铁口。一群人走出来，像这个秋天的黄昏，有种虚弱的单薄。
最后出来的是一串饱满的歌声。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对，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没有吉他声，但我知道“摩洛哥王子”来了。果然，摩洛哥王子和一个扎着两个蓬乱小辫的女孩从地铁站走出来。他在教那女孩唱《让我们荡起双桨》。